好奇心日报汉口故事系列即将发布，更多内容将在出版物中，目前正在筹备，有意者可与我们联系。（一）赫苏斯之死，与建设一个新时代
“1987 年 1 月 5 日，早晨六点，家住墨西哥城的赫苏斯·桑切斯乘坐地铁前往他干了 61 年的工作岗位。他 30 多年前在一个破落地段购买的那一块贫瘠的盐碱地，如今已经被厂房和高楼大厦围在了中间，不远处就是一条宽阔的交通要道，路上的车辆十分拥挤。……曼努埃尔一直苦劝他的父亲尽早退休，终于说服他每个星期只上两天的班。他说自己老要提醒父亲注意那条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那天早晨，赫苏斯刚一跨下路沿，一辆汽车把他撞倒之后扬长而去。一位邻居发现了倒在人行道上的他，叫来了他的家人，拨打了急救电话。几个小时之后，一直没有恢复意识的赫苏斯死在了医院。”如果没有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不会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赫苏斯。他和陪伴墨西哥工业化转型、城市化过程中的大多数贫民一样，默默无闻，其成就不值一提，其人生卑微无人关注，他的存在无足轻重。刘易斯在经过多年田野调查之后写出《桑切斯的孩子们》，赫苏斯因而得到世人关注，曼努埃尔·桑切斯说“《桑切斯的孩子们》把他们一家人印到了地图上”。这本书销售多年之后，还有人在总结赫苏斯的余生——上面那段文字，就是苏珊·M.芮格登为纪念这本书出版 50 年而做。汉口系列，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叫“个体户”的人。他们从庞大傲慢的大一统公有经济中找到自己的利基空间；从计划经济中建立起基于市场和真实需求关系的新经济体系；他们和他们的后继者改变了中国城乡面貌，重塑了城市空间……当然，与赫苏斯·桑切斯那些单独的个体一样，他们也是一群无名之辈。间或有几个得风气之先而爆得一时大名，风光无两，但就其人生轨迹而言竟也没有太多影响，很快归于沉寂，甚至佐证了我们从始至终一直存在的担忧：他们发挥作用如此之显著，但为什么始终没有获得足够的尊严？我们的初衷是从个体户入手，探讨尊严，探讨 40 年。我们为探寻伟大而来，以及在长时段的过程当中，伟大如何消弥于浩荡历史长河当中。（二）汉口刘歆生，以及“每个人讲述的故事里都有一个宏大的经济史如影随形”
在汉口，有 50 几个不同背景的通常被视为“个体户”的生意人愿意接受我们的访谈。选择汉口作为个体户系列报道的对象一定程度上说是随机的。九省通衢的码头文化天然地具有贸易基因，有利于早期在流通领域创业人群；而码头文化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庞大的市民——也就是贫民阶层，他们在 1980 年代是最早成为个体户的人；老工业基地的背景、 1990 年代的下岗和失业工人持续了这一势头；广阔腹地的中心地位同时吸引农村转移劳动力参与城市化过程……著名的汉正街看起来更像是这些因素的结果。开始为此也会有一点担心：汉口这 50 几个采访对象，他们的生活轨迹和工作范围即使在武汉地图中标注出来，也只是星星点点，更不要说在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中它们呈现的可能只是很小的一个侧面。不过，很快这些担心就消失了。我们发现每个人讲述的故事里都有一个宏大的经济史如影随形。“我们汉正街的发展史，也就是我们中国经济非常强烈的一个写照，很明显的。4 万亿当时一发，奥运会一结束，生意就下来了。透支啊，钱用到前面去了，后来就不行了。”万念平说。与万念平说的相类似。在他们的口述中，既包括 1998 年的金融危机，分税制实行，银根紧缩或者通货膨胀；也包括早前的历史，公私合营，三反五反，，跑步走向共产主义……更不用说改革开放、下岗、城市升级等等与他们的生意和生活息息相关的词当仁不让地出现在他们的访谈中。任何一个地方的个体经营者，可能都经历了同样的历程。从汉口这些个体户身上所折射的历史，会出现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而汉口得天独厚处还有一个意外的合适的大人物，名字叫刘歆生。在罗威廉著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68~1889）》中如此介绍刘歆生：这位受教于太平天国之后，崛起于洋务运动期间的商人，“他先是成了一名契约劳工的经纪人，最后当上了法国印度支那银行的买办。刘的哥哥是这家银行西贡办事处的买办，他使歆生确信汉口注定要扩展，当地的不动产将是极好的投资对象。听了哥哥的建议，并在其法国老板的大力投资下，刘买下了汉口东北角的一大块沼泽地。当 1990 年代京汉铁路建设时，他在这里修建了货栈、牲畜棚和铁路工人住宅”——在一次洋洋得意的聚会中，刘歆生设想在他所开发创造的这个新区里，所有街道都用他的名字命名。
虽然这大体上是个非分之想，但后来被称为汉口第一路的那条街道确确实实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歆生路。
如今这条路的名字叫江汉路。刘歆生早已不闻于世。因为 1949 年革命的存在，这一切变得不足为奇，在接受我们访谈的几位颇具历史眼光的个体经营者眼中，这是汉口民间经济不断挫折的根本原因之一。但对于 1978 年之后的民间经济和个体经营者阶层来说，断裂同样存在。那些被他们发现的如影随形的经济史上的大词，多是他们折戟生意场的标志。这其中似乎有一个悖论：从 4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大势来讲，社会整体财富迅速增长，雨露均沾，各阶层的人都获得财富增长，但早期为世人所关注的个体经济，却日渐势微。据说，刘歆生当年对黎元洪说：“都督创造了民国，我创造了汉口。”即便没有如此豪情，但对于刘歆生的后继者们来说，他们的勇气消失在哪里？他们的活力消失在哪里？他们被赋予或者自己期望承担的使命消失在哪里？（三）“长不大的个体户”，孙立平的研究
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 1990 年代还将个体户视为未来重要的社会力量。
私营企业主；较有实力的个体户；乡镇企业的管理经营者；三资企业中的中方管理人员；无主管部门股份制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独立性不断增强的知识分子。但孙立平很快就对这排在第二位的个体户人群有了怀疑，“在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中国城市中出现了大批个体户。 他们大多从事商业和服务业。将近 20 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些个体户大多仍在从事原来的行业，而经营规模的扩大也极为有限”。他称之为“长不大的个体户”。在《转型与断裂》一书中，他称由于总体性精英过多垄断了社会资源，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资本垄断去了”。（那个时候，个体户还有可能被划为中产阶级当中，现在好像很多已经沦为低 X 人口了。）孙立平眼中的“总体性精英”，被他虚构为一个叫 TC 的人，他的人生履历可以简化为：1977 年，在军队服役的他决定考大学，他没有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得益于他父亲的中共高级干部身份；TC 考入南方某水利学院，根据当年政策，特定级别以上的老干部子女可以照顾在其身边就学，于是他进入了北方一个著名学府；1980 年代初，大学毕业时出国热，借助父亲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担保，在国外学了三年；之后进入国家某部委，任副处长，1980 年代末，忝列为第三梯队，升任副局长，成为局长候选人；1990 年代初，决定下海，在海南省注册个公司，炒地皮，成为一个知名的民营企业家；1990 年代中期，文凭热，赞助高校，成为一个不用上课的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
在孙立平 1990 年代末的描述中，TC 的履历暂时告一段落。他称之为“不落空”，通过每个环节的不落空，同时拥有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还因为这些人并非个别现象，甚至不单单是一种类别，而是“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认同”，所以孙老师将之称为总体性精英集团。
如果我们用“资本转换”的过程来分析总体性精英形成过程的话，我们将会看到，其中的某些环节确实可以称之为“资本转换”的过程，如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转换。我们可以注意到文化资本的相对独立性，也可以注意到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资本的人在获取文化资本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交换的过程。这究竟是一个“转换的过程”，还是同一种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也许更确切地，应当将其看作是一种独特的资本形式，即一种总体性资本。上述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间的“转换”，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转换过程”，而是同一种总体性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在稍晚一点的 2000 年代初，另一位社会学家陆学艺小心翼翼地将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我们看到个体工商户虽然看起来只是沦为中游，而且其后总体上来说就是我们社会底层中经常被鄙视为“打工的”和没工可打的阶层了。
这可能是一种“正常的回归”。对照孙立平所说的“资本转换”的诸个环节，回过头来看，会确认曾经被寄予社会中流砥柱的个体工商户阶层没有任何可资“转换”的资源和资本。他们的来历确实如此。第一轮大多来自于 1980 年代知青返城的待业青年，中国的多个鼓励个体工商业发展的文件都与解决知青就业相关；第二轮大规模的个体工商户潮流来自于 1990 年代城市工人下岗和失业；与此相伴的，是持续 20 年的城市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和主动进城经商的农民——但多半也是隐性的农村失业者。这几个数字相加，基本上是中国 1990 年代的真实失业人口。关于当年中国的失业统计，各种算法不一，从 520 多万（城市工人在统计部门意义上的失业人口）到 1.8 亿不等。事隔多年，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人口红利”即来自于此，而在 1990 年代，他们是巨大的包袱，是诸种不稳定因素和混乱之源。幸运的是， 1980 年代个体工商业者和早期的乡镇企业（有红帽子的私营企业）以“非正规经济”的灵活性而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因为它的高效率，资源从低效的国有经济体系中向这个阶层有了一个倾斜。他们在早期得到了吉凶未卜的“有钱人”的声誉。因而为社会学家孙立平所捕捉。这对他们很难被视为好事，“有钱”还没有成为被尊重的理由，实际上随着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产生，他们迅速被污名化。惟利是图者，有钱就变坏，“穷得只剩下了钱”；当腐败出现的时候，他们又是扮演那个拉官员下水的行贿者，破坏规则的人，社会风气的败坏者；他们还是在零和游戏中抢走了普通劳动者的财富的人……而且，好像他们还是抢走了机会的人。当然，就像孙立平指出的那样，论机会和资源的占有，他们与总体性精英阶层不但有着云泥之别，他们简直可以定义成“生活所迫”。而关于他们的污名化并没有因为“有钱人”身份的丧失而停止，很快他们将被视为低端业态甚至人口，进而成为疏解目标，间或被大资本和现代技术升级轮番碾压，更与尊严无关了。这是后话。即使在 1995 年，风平浪静，没有主义之争，南巡余温尚存，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多少也算是得风气之先的杭州，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在 1995 年的夏天，杭州的私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的老板们也在经历着一个很大的刺激：一个食品城在招商活动中宣布“个体食品商贩谢绝入场”。该市场正在蓬蓬勃勃地兴建，据说其专业规模和特色均为全国第一，又是由浙江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协办。看来主其事者还有着在质量方面争胜的愿望，所以才会有“只准公家进入，不许私家进入”的规定。受了歧视的个体工商户们“大为失望，甚至感到气愤”。在一座两万多平方米、 1500 间营业房的市场里面，竟然“不容一席之地”，他们认为这件事令自己的信誉以至尊严受到侵犯，于是纷纷投诉报社或者政府部门，要求给一个公道。
（四）中国发展逻辑中的一个巨大破绽，个体户成为牺牲品
这则杭州食品城故事中暴露出的可能都未必是主义和意识形态之争，而是“非正规经济”和以国有性质企业为柱石的“正规经济”之争。招商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信用”在市场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但信用被天然地赋予给了根正苗红的国营（有）大厂——他们值得信赖；而个体工商业者是天然被怀疑而且没有资格进入市场建立信用的，它是不可信赖的。个体经营者们试图获得平等进入市场的权利，是对尊严的一种诉求。人类学家项飙在总结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 20 年间的发展得出一个结论，“对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是 1990 年代以后的增长引擎之一”。他认为这和改革初期的发展动力大不相同。在 1980 年代，以个体户、乡镇企业以及像“浙江村”这样的流动商户为代表的非正规经济是发展主力，资源从低效的国有企业流入非正规部分而被充分地再利用。 而现在，资源从社会上被重新收回到正式的、特别是国有的部分。由于正规化把原来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而资产化又刺激了交易、做大了账面资产，同时又没有遏制原来的各种非正规的手段（如对劳动、环保法规的逃避），它在一定时间段内在统计上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1980 年代的非正规经济调动民间积极性、脱贫致富，1990 年代的正规化则很可能在拉大贫富差距，造成“国富民穷”的格局。中国经济发展找到了新的增长引擎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其后发展事实证明它确实持久而且有力。但付出的代价中就包括了杭州食品城的个体工商户的失落。某种意义上食品和小食品的发展靠当初的国营企业根本难以建立起一个新市场，正是个体户们在十几年的发展中培育了这个市场，但是当这个市场已经形成规模的时候，市场建立者、最重要的参与者却出局了。中国的发展逻辑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破绽：对“人”，尤其是个体的人的忽视。为了达成某个目标，在每个重要环节上，个人的利益是可以被牺牲掉的，今天是他，明天可能是你。牺牲，甚至被剥夺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还振振有辞。1990 年代在国有企业转型造成的下岗失业持续恶化之时，某年春节晚会上“我不下岗谁下岗”，成为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高潮。就像杭州食品城对个体户的歧视性招商政策中对信用的重视，就选择了以剥夺一部分人市场参与权利为前提。这是最快的建立信用的办法，由国家、国营、国有来为本来可以在完整的不断完善的成熟的市场中建立起来的企业信用背书，虽然其信用并未因此而建立，其市场也并非依赖国家力量而完善。集中精力办大事，政绩，某某事只有中国能办得到……不论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基建规模，还是拆迁，或是疏解与城市改造，城市功能的强力转换，这在其后中国的发展逻辑中变得变本加厉，其根由都在于对人的权利的漠视。对效率的追求高于对个体的人的尊重，结果只有一个：人沦为工具。因此，我们会回忆起在饭店卫生成为饮食健康的一个重要环节的时候，上海在 2000 年代初曾经提出强制要求，饭店规模不能少于 50 平方米；在我们的采访中，我们会看到武汉为了让药品销售更正规，将 100 平方米作为经营门槛，张雪全家赖以生存的 40 平方米的小药店被强制淘汰出局。尊严在一个宏大的目标面前，并没有它可资博弈的空间。（五）没有抗衡的权力，与权力对社会参与者的剥夺
权力以正规化之名，以保护消费和市场中弱势一方的名义，并借助媒体和舆论的控制对个体工商业者基本上采取一种扼制的态度，虽然在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态度上，官方采取的一向是开明而且支持的姿态，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另外一个结果。我们可以简单地举几个例子，看权力意志与民间经营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比如：权力对城市功能的理解和塑造与民间存在冲突，最典型的是城市功能变化，功能转化的同时，城市形象和城市容纳多元文化的能力减弱，而这恰好是个体经营业态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权力与正规化的天然相近性，对大一统文化的热衷，对整齐划一“阅兵式街区”的无聊想像，与个体经营空间的多样化也是冲突的，对于个体经营者和小规模的私营企业来说，既不利于它们在差异化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又因为负担不必要的成本而减弱自己的竞争力；权力喜欢大资本，不喜欢散兵游勇。这当然可以理解成是管理效率的一种天然选择，但更多时候也是大资本与权力本身更容易沟通，而个体工商业者因为人数广泛，甚至可以等同于社会本身；所以，当然还有权力对民间社会的蔑视，或者说权力对社会功能的警惕甚至恐惧，所以一个广泛的个体工商业者组成的那个社会也是值得警惕的，我们接下来还会更多讨论这一点；而且，权力在行使它的权力的时候，比如财富的重新分配、城市定位转化等等功能的时候，实际上扮演的还是一个剥夺者的角色，至少对于个体经营者来说是这样。项飙在他所多年对北京市丰台区“浙江村”的研究中论证了这种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对一个地区的干涉或塑造，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自 1949 年革命以来“分割-攫取”模式的延续：1995 年之后的正规化是分割-攫取逻辑的延续，但是它的侧重点不在于区隔不同的社会身份（比如有没有户口），而是根据和资产的关系划分人群和产业，那些有利于城市资产（特别是土地）增值的得到扶植，那些不利于资产增值的（比如原来占“浙江村”主流的小型作坊和小型服务业和买不起商品房的）被淘汰。比如北京市在 2009 年宣布，北京市和丰台等区县将在三年里投资 500 亿改造南城，“浙江村”是重点改造对象。政府能够投资 500 亿，离不开“浙江村”多年在税费上的贡献；政府愿意为南城投资 500 亿，又离不开“浙江村”经济已经把南城做成有巨大增值潜力的商业热地的事实。而在改造中，绝大部分的“浙江村”生产企业要搬离，给更高档次的企业让地。虽然到 2016 年大部分“浙江村”企业还留在原地，但是这一计划造成“浙江村”企业强烈的正规化需求，特别是希望通过投资竞标得到政府划拨的土地。这种需求也造成了土地价格的上涨和地方政府寻租的条件。从 2015 年开始推进的“非首都功能疏解”计划，把大红门一带的服装加工和批发界定为典型的“非首都功能”，要全面迁出北京，为高附加值产业让路。这可以看作是分割-攫取逻辑的升级。分割和攫取不仅是结构性的，也是时间性的：它通过对过去的抹煞和掩盖而实现。政府以改造升级的方式来建立新的壁垒，希望区隔开升级前最重要的贡献者；而能以如此规模改造，其资金来源，恰好是这片热土中产生的税收。作为升级资本的提供者，它反倒成了疏解对象。这种怪象至今没有停息，而且也不容讨论。“浙江村”正规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占有土地的政府和各类公司化了的基层政权。他们受益，靠的不是对资产的掠夺，而是靠那些创造了价值的人的社会主体性的消解。一代“浙江村人”的劳动和经营沉淀为巨大的土地级差地租，而“浙江村人”却不能以一个主体身份要求分享这一价值。正规化既是对非正规实践的在名义上的否定，又是对它在事实上的侵占。（六）最后发现，他们缺少的还是资源与机会
我们的个体经营者阶层，在正规化的滔滔洪流中占不到太多便宜。而且，越是正规，越是凸显和放大正规力量的强大和不可一世，社会资源和机会越是渐行渐远了。汉口 100 多年来几次民间经济发展的经验透露出一个可能性，在中央财政吃紧的大背景下，更容易有个体民间经济发展的空间。或者说，在政府财政虚弱的时候，更容易有民间经济的发展。一旦政府逮住财大气粗的机会，它们的意志也会跟着膨胀起来，挤压民间，与民争利就总是按捺不住。藏富于民这种事，总体上可能性并不高，一直是个传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个体工商业者原本还跃跃欲试——在 1995 年的时候还有机会去抗议，偌大的杭州食品城为什么没有我们“一席之地”，而如今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了。WTO，全球制造业的转移，让他们有一些机会参与其中，但同时要面对的是全球竞争，大部分单打独斗的个体经营者实际上在这里并未得到机会，倒是完成了企业正规化转型进入公司化运营以及形成规模或者产业链的地区的个体工商业者借势进入“中国制造”的体系中——如果经营得当，它们很快会脱颖而出。而其它的重要“引擎”，比如房地产与持续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相关，这个城市化进程对于个体经营者来说喜忧参半，如果他们不能在这个机会中不断与时俱进，被甩下的比例非常大。城市化创造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说不难把握，城市化过程中正规化的要求、城市功能变化，则对小本经营的个体户们来说是一个变数。另外一个制造巨大市场空间的是互联网，据称它在重新改造产业链和供应链上功不可没。可能确实如此，不过这对于大多数个体经营业者来说都算得上灭顶之灾，因为首当其冲的是个体经济多年以来辛苦建立起来的全国性流通市场。比如，很多大市场中成功个体户的升级路径是买更多的经营摊位甚至自己建市场，但仅此一项就会在互联网对物流贸易的改造和城市功能升级双重打击下让个体经营者血本无归——我们在汉口对成功（曾经成功）的个体经营者采访中多次出现这样的桥段。更何况，还有弹性空间越来越小的管理正规化的市场、税收，城市化过程中的士绅化对传统业态的挤压（他们天然喜欢全球大资本的“在地化”，有点拗口），边缘地带锻炼的竞争力越发缺少自己的空间。对于渴望财富增值的个体经营业者们来说，实业发展路径收窄，资本增值路径更像是一个阴谋接着一个阴谋。与全社会大部分民间资本一样，如果借助人口红利和城市化红利而进入房地产市场，进入还不至于太晚的话，大部分是可以盈利的。除此之外，对于这些受教育水平不高的人来说，股市或者后来的那些眼花缭乱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几乎每一步都是陷阱。最后让他们感慨命运不济的还是，资源……孙立平教授所说的，文化资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这些都不在他们身上，资源和机会当然也不会在他们身上。（七）他们试图建立的社会和这个社会的瓦解
刘世明打燕郊搬回来之后，情绪极其低落。“心里受不了。经济上的损失以后还可能扳回来，威信上是倒透了！别人说要拆你就拆你，说要赶你走你就要走。住你院里的人你一个都不能保护，你自己找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今后还有谁会跟你！有时候想想，真是要被逼到黑道上去。”所幸的是，他的亲友们还是愿意团结在他周围，并没把他逼到“黑道”上去。这位大哥一样的刘世明，是人类学家项飙在他记录“浙江村”这本《跨越边界的社区》中一个重要人物。如果我们去除浙江、温州这些地域化的标签，那么项飙为我们描摹的基本上就是个体经济发展中个体的人和他们对社会的改造，他们所遭遇所呈现的现实就是完整的个体经营业者的劳动（或者赫苏斯·桑切斯的社会）与权力者政府与建立起来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他们自发兴建了小区，在北京市丰台区。这在 1995 年之间还有可能性。但现在已经绝无可能了；他们从个体户向企业转移，比如最直接最方便的，向商业地产转移，建市场，这种现象全国极其常见，我们的汉口采访对象中也有几个。北京丰台的浙江人也有汉口或者其他地方的人一样，这个努力止步于大的城市市容清理整顿，因为刑事大案或者火灾、因为重大活动或者重要会议所引发；他们不断地被转移，随着城市扩大，不断重新定义一个城市的城乡结合部的地点。在项飙的研究中，在一个城市里，这个阶层为了应对管理者的“分割-攫取”，还经历了平铺式发展模式向垂直式发展模式的变化——当年“浙江村”的自我抱团形成了平铺式发展模式：先来的工商户带后来的，没有本钱的小户可以借助亲戚老乡关系进入生产和营销网络中来，并且很快达到其他人的经营水平。“浙江村”经济规模的扩大，主要靠其人口的增多；其经营效率的提高主要靠分工的细化和广大工商户的平等参与。其资本集中程度低，更没有大鱼吃小鱼现象。外界多爱强调温州人的企业家性格，而温州农民当年的流动更是一种基于乡土情谊的“同去同去”，与市场性的竞争行为相去甚远。2000 年以后，随着资产的重要性的提高，“浙江村”内的发展也从平铺转向垂直。各种生意的资本集中程度提高，没有本钱的小户很难进入。“浙江村”经济明显分成两部分。一是盖市场出租摊位，它本质上是一种地产经营，投资大、回报高但是风险也高，投机性强。二是服装生产及连带产业（比如布料批发），其回报率低、周期长、风险低，但是和盖市场一样，它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否则生产规模太小无法形成价格优势而会被淘汰。正规化和上规模不一定意味着更稳定。和原来紧紧嵌入社会网络、受社会关系保护的经济运作相比，这些大生意在很多方面是更脆弱而不是更稳健了。“浙江村”的纵向式发展也体现在社会关系上。新式精英不如原来的大人物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相反他们形成了一个以资产为基础、以党支部为组织形式的半封闭式圈子。精英和精英之间的关系，远比精英和群众的关系更重要。刘世明希望保持尊严的那个社会，不见容于权力体系，在 1990 年代之后，这种社会的处境总是有着过大的风险，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目之为“黑社会”而成为牺牲品。如果我们宽容一点说，它可以说是地下社会，更准确一点，它不过就是民间社会本身。但一方面资源远离这个社会的运转，另一方面精英与精英之间的新联盟——最终必定以舍弃传统社会为代价。与精英结盟的方式，其中隐含着的内容，是传统连接纽带的瓦解，是传统民间社会的瓦解。（八）生命周期与难以成事的个体户
企业连续 40 年保持一种持续向上向前发展的状态是不切实际的。《财富》杂志的那个说法，美国小企业平均寿命为 7 年，大企业平均寿命为 40 年。有这样的理解之后，你会发现对于个体经营者来说，要求他们在常年无休的工作中保持每一步都做出正确选择，一直不犯错误，也是不切实际的。公司化正规运营的企业可以通过若干种方法来摆脱困境，但对于个体户来说，往往承担着的是无限责任。不论是债务、生意本身，都与家庭密切相关。还有一视同仁的，对于企业和个体经营者都一样发挥着作用的景气周期、任性政策等的影响。个体经营者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在一个家庭为单位的背景下，它有一个绕不开的家庭周期。不论是在我们的采访，还是在以往其他对个体户的生活刻画上，我们总是能理出这样的轨迹：有了一点钱，成为一个“城里人”，在户口制度还很坚冰的情况下，买个房子是第一选择。他的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与生活成本常常是混在一起的）可能用于解决户口，房产，就像它不是以生意的“做大做强”为目标，而是以家庭为目标。周期中必然还会出现的，子女教育，在有壁垒的大城市里，还意味着高于当地城市人的择校支出。然后是子女婚姻，女子房产，上一代人的养老、健康，自己的养老、健康。相对于一个企业的有限责任，一个个体经营者承担的是家庭的无限责任。我们也尽量把目光放在两代人对生意、对事业、对市场的理解的异同，曾经诸多社会学家都曾提起用个体经营者的实际生活和需求去倒逼政策变化，从家庭为目标的选择上看，这是一个不大容易完成的目标。权力对民间社会的制约，个人和家庭独立面对强大的权力机构，打散了的原子化的生存状态。“我感觉在汉正街大家都没什么目标，就是赚钱越多越好。有点钱我们就做点实事。”在李甘贵的定义里，实事就是“买点房子、买点车子”。3 年前，她回到铁坡村，花 30 万盖了三层楼房。另一些则是“出去读书了，或者在外面的圈子里”，不愿意踏入汉正街。这里的印象一直是那样，“一个比较低端的生意，好像都是摆地摊的”。曼努埃尔·桑切斯说，那本《桑切斯的孩子们》“把他们一家人印到了地图上”——总统当然也已经知道他们一家的存在并且对他们家所在的卡萨-格兰德在墨西哥现代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奥斯卡·刘易斯夫妇也意识到了他们跟桑切斯一家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巨大收获，这样的收获不仅仅是“激发起社会良知”时的满足感。露丝·刘易斯说，这本书让他们“对人有一种敬畏，敬畏他们的经验，处理问题的方式，遇到的麻烦，以及他们所具有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在我们这里，这些都还为时尚早，也可能永远错过了这样的机会。赵刚接替了汉口最早的一个自行车零配件销售档口。如今在经历了城市扩张、电商、共享单车等等冲击之后，回顾一生，颇多感慨。但是，“像我们个体户做到一定程度，还是有一定保障。现在个体户自己交社保，没什么差别。我夫人也退休了，和一般工人拿的一样，也不错啊！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收入高于一般的企事业单位，那时风险大。我们赶上了做生意的年代，那个年代好做个体户，可以说什么都好卖。随着国家发展，规范化后，不像过去那样随随便便可以做了。现在为止，真正做个体户的，也就比一般的普通工人好一点，都不太比得上国企、年轻白领”。“你听我的没错。我虽然不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好。你在体制内，它有一个通道，科员自然而然有机会到副科、正科，要求你进步，入个党，走走仕途。一个科职干部一年可以搞个十五六万拿在手上。如果你做生意，赚十五六万要做多少？零售百分之二三十（利润），批发百分之十几（利润），一年的销售额要上百万啊！每个月十几万，每天 3000 多块钱，可以卖 3 辆车。你卖得出去吗？根本卖不到。原先不太懂体制，懂后觉得走走体制还是可以的。体制唯独就是 1990 年代国企改制下岗的时候不好，后来这个阵痛完成之后，还是可以的，比做生意要好得多。但是，也难进体制。你出来后都自己把握，比有人协助你搞，要差一些。真的，我说实在话。”题图及文内摄影均在汉口拍摄，来自：刘璐天/好奇心日报